美国经济数据惊艳,鲍威尔或迎来“格林斯潘时刻”

近期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向好,但在此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成长也表现不俗,且通胀正在下降。然而,前美联储经济学家Claudia Sahm撰文表示,这一幕和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似曾相识,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面对此种高于趋势水平的经济增长时,明智选择暂停加息。如今,鲍威尔也面临抉择。

鲍威尔上周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讲话中说,美国经济形势向好,这可能是他超过两年来最为乐观的一次表态。分析称,11月的加息计划已经搁置,12月也可能继续暂停加息。

经济增长来说对美联储来说是警讯之一,鲍威尔上周就表达了担忧,他说,“要可持续地回归2%通胀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期低于趋势的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进一步疲软。”

鲍威尔还表示,“我们关注近期显示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都具有韧性的数据。(如果有)更多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持续高于趋势水平,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不再缓解,这可能会导致通胀进展的恶化风险上升,并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

除了鲍威尔外,其他联储官员进来也频繁表达对“经济增长太好”的“担忧”。在9月的议息会议上,联储上调了今年美国GDP增长预期,并下调了明年的预期,比预期更好的经济数据强化了联储“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水平”的策略。

Sahm说,从理论上讲,菲利普斯曲线和泰勒法则都支持联储目前的操作。当经济增长高于趋势水平,显示出强劲需求无法持续。而假设持续供不应求,就会推高通胀,这样就会让打击通胀变得复杂化。

她认为,目前联储在经济增长高于趋势水平的情况下加息的危险在于,目前的“趋势”尚不明朗,即潜在GDP增长。如果“趋势”高于联储预估,那么联储就可能对高GDP增长做出反应而加息过多,反应过度。尤其是目前美国经济局势仍然混乱,很难讲“趋势”是什么。

而从历史上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期,以及1990年代后半期,是两个可以比对的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中,市场理解的趋势增长变动幅度既快且猛。

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13年,国会预算办公室曾发表预估称,2012年到2019年美国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为2.1%。而到2019年,同一时期的潜在GDP增长就变成了1.6%,比2013年的预期显著下滑,这意味着如果要实现实际GDP翻一番,就需要大约45年,而非34年。这一变化仅仅发生在六年之内。

这一趋势在联储在同一时段的经济展望摘要中也获得印证。2011年底,联储官员预计的长期增长率为2.4%到2.7%。而到了2019年底,增长区间滑落到1.8%至2.0%。

因此Sahm认为,这种在短时间内调低增长预期的历史,应当对当下有所警示。当然,试图量化预测增长率是惯用手段,而且模型和数据也支持预测结果,但现在使用增长预测来进行货币政策选择时应当谨慎。

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形势与现在截然相反。现在可以看到,当时的经济增长是高于最初预期的,增长率不断被大幅上修,意味着增长可以持续,且没有带来高通胀风险。

但在当时,这一点并不明朗。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当时的决策逻辑与现在相同,即经济增长高于趋势水平时考虑加息。至少在199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明智判断经济比预期仍有增长空间,而最终GDP确实继续增长,而且通胀也没有起飞。

伯南克在其著作《21世纪的货币政策》一书中就表示,“当时经济坚实增长,1996年上半年就增长3%,失业率只有5.5%,低于联储官员预期。如果按照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这时通胀应该起飞,升息应该很快开始。但格林斯潘对此并不确定,对此持保留态度,当时他发展出一套观点,解释在经济扩张、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为何工资和物价仍能保持温和增长。他预见的,就是技术变革的加速。”

当时格林斯潘没有让联储加息,因为他预见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纳入预测增长率的数据当中。Sahm认为,尽管格林斯潘在六个月后仍然加息,但在经济高于增长趋势时没有预先加息的操作,对今天来说时有价值的。但要说清楚的是,今年的经济形势与1996年完全不同,所谓“格林斯潘时刻”只是为了说明,要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和早期经济数据保持警惕。

Sahm表示,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预期极为复杂,不能简单依赖过去的经济关系作为模型。目前,美国各地经济恢复不平均,尽管全美范围内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的3.5%超过一年,但一些地方的失业率仍然很高,大部分位于乡村地区。而如果一个地区经济乏力,更多的就业岗位不会推升通胀,而是会给就业者创造机会,可能推升生产效率。经济增长趋势随时有可能变化,要做更精准的预测,联储不是关键,而是要通盘考虑各级政府、企业和劳动力的决策。

目前,联储正在“经济是否已经过于好”的问题上纠结,关键就在于真实的增长率如何,而这一点无人能精准预测。现在联储官员的许多谈话都说到“警惕”,现在通胀仍然较高,还不是时候庆祝胜利,也不是时候因为近期良好的经济数据而泼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