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A股10年3000点,关键是上市公司质量问题

核心观点:1、从长期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也不高。虽然地方债问题很严峻,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也就100%多一点,明显低于美国,大大低于日本。

所以,我们守住底线的能力,还继续存在。

2、为什么我们的股市在过去10年基本徘徊在3000点左右,有上有下,为什么不能一步一个台阶,涨一倍,甚至涨两倍? 这里面的关键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3、到现在为止,过去了两个多月,市场在3100点左右的位置稳住了,当然,信心的提振还需要继续努力......总体上,我对资本市场还是充满信心。

4、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地方债务过重,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如果地方债务过重,地方又缺乏投资能力,经济怎么能稳得住?所以,关键还是结构问题。

5、现在全社会的共识是,中国融资结构里直接融资的比重较低,间接融资的比重较高......但中国的权益融资占GDP比重基本上是全球最高,应该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融资。9月2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中国证券报主办的“新势新质新跃迁——2023金牛资管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作出了上述分析和判断。作为最早从事国内证券市场研究的人士之一,李迅雷在业内颇具影响力。2004年被世界金融实验室、《世界经理人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声望的100位证券分析师”(名列第三),同时也是《新财富》首届“杰出研究领袖”。

李迅雷在演讲中表示,短期经济基本企稳,政策留有余地。当前政策工具箱的工具比较充足,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发力,货币政策方面降准和降息的空间依然存在。服务业对于拉动就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政策层面应该要发展服务业。对于经济数据在向好,政策面也非常好,而市场的表现相对偏弱的现象,李迅雷表示要找出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总体上,他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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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底线的能力继续存在

8月经济数据公布后,至少有一个结论,短期来看,经济基本上企稳了。在经济企稳的过程当中,消费的贡献明显上升,从政策来讲,还是留有余地的。

今年上半年的刺激力度不是很大,下半年如果想拉一把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积压的能量还能释放出来。出口也是边际改善。

今年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也明显提高,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无论美国、欧盟或日本,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基本在70%以上,中国只有50%多一点,所以提升空间还有。

另一方面,大家都认为5%的目标今年应该能够实现。

因为,如果经济还有下行压力,我们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还是比较充裕的,比如财政可以继续发力,货币政策降准和降息的空间依然存在。

而且,虽然美联储不断加息,但是美国通胀率比较高,我们的通胀率水平接近于0,实际利率水平高于美国,所以我们还有降息的空间。

从长期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也不高。 虽然地方债问题很严峻,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也就100%多一点,明显低于美国,大大低于日本。所以,我们守住底线的能力,还继续存在。

经济向好,政策很好,为什么市场偏弱?

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升投资者信心。 到现在为止,过去了两个多月,市场在3100点左右的位置稳住了。当然,信心的提振还需要继续努力。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还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出口的下行,对未来就业会不会有影响?国际环境的不及预期,对未来的贸易往来,中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会不会有来负面影响? 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经济数据在向好,政策面也非常好,而市场的表现相对偏弱。我们要把弱的原因找出来,才能够对症下药。

要稳住出口的基本盘 比如我们最担心的出口,必须得找到出口的结构。 我们现在主要的出口贡献还是来自于欧盟、东盟、美国这些主要经济体。

下一阶段,如果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贸易能够保持稳定,出口的基本盘就稳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大概是美国的1/8,在对外合作方面,主次轻重上有更重的选择。

另外,我们一直说要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那么民间投资跟什么影响比较大? 一个和预期相关,还有一个和PPI相关。在PPI负的情况下,民间投资的增速也是负的,如果下个月PPI转正,对民间投资也能有一个带动作用。

怎么让PPI、CPI起来? 在过去一年当中,日本股市涨得非常好,日本股市曾经也面临着长期通缩的压力,一旦走出通缩压力,全球大量的资金转到了日本。如果我们的PPI、CPI都上去了,能不能吸引全球资金进来,能不能让民间资本起来,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服务业对于拉动就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政策层面应该要发展服务业。 因为现在有一个观点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要打造制造业,不能让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太快。我看到过一个数据,美国的服务业占 GDP比重大概是80%,服务业对美国总的就业人口贡献是84%,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52%,对就业的贡献只有48%,如果服务业起来,对就业有很好的拉动作用。而就业好,消费也好,消费好,CPI就能起来,PPI也能起来,对消化产能、促进民间投资都有一个拉动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第三产业的比重下降过快,就认为我们要发展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大概占全球份额的30%,但人口占全球比重的17.5%,用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制造业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因为全球经济都在走向成熟,所以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种刚性特征。

地方债务过重,关键是还是结构问题 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地方债务过重,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 我认为如果地方债务过重,地方又缺乏投资能力,经济怎么能稳得住? 所以,关键还是结构问题。我们提出的目标叫高质量增长,但现在的结构不太合理。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事权,财权偏弱,财权跟事权并不对称。 如果暂时对称不了,就应该让中央政府多发债,用中央政府的债务来置换地方政府的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中央政府信用好,融资成本低,这就降低了整个政府部门的债务负担、债务成本。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绝大部分国家的大头就在于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很小,但我们整个债务水平占比并不高。所以,在政策层面,一方面要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另外一方面结构的优化也非常重要。股市10年3000点,关键是上市公司质量问题

现在全社会的共识是,中国融资结构里直接融资的比重较低,间接融资的比重较高,所以我们应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但我要提一个疑问,直接融资的比重到底高不高? 我们将美国、印度、南非、日本、德国这些主要经济体进行了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权益融资,包括IPO加上增发,加配股、可转债,累计起来跟美国差不了多少。

但考虑到我们的 GDP只有美国的2/3,如果把GDP作为分母,中国的权益融资占GDP比重基本上是全球最高。 也就是说,直接融资里的权益部分,融资规模是比较高的。

所以,不一定要继续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需要增加,但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融资。

毕竟有些上市公司融资后就“变脸”了,融资项目没有投到IPO招股说明书里,这就带来了问题。

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股市在过去10年基本徘徊在3000点左右,有上有下,为什么不能一步一个台阶,涨一倍,甚至涨两倍? 这里面的关键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

上市公司上市时,ROE比较高,但上市后,ROE一步一步下台阶,这不是个别,是平均数。虽然我讲的是平均数,但实际上我更喜欢讲中位数,因为平均数很容易误导。比如,在座的各位平均收入是多少?再加进来一个马云,平均收入又是多少?这差距会比较大。 但如果用中位数,就算加进了一个马云,对中位数基本没有影响。我在计算时发现,美国标普500平均市盈率很高,大概30多倍,但它的中位数大概是20倍。当前A股市值前10%的股票,相当于全市场5000多家上市公司里的500家左右,可以跟标普500相对应,市盈率的中位数超过40倍,而不是说现在沪深3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只有十几倍,但如果算一下中位数,你就会找到市场相对偏弱的原因了。

如果比较ROE,差距会更大。 标普500的ROE中位数是15%,A股市值前10%的ROE中位数只有5%。

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我对资本市场还是充满信心,在经济面临转型大背景下,居民资产配置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的困难和低迷是暂时的。房地产长周期上升的时代基本结束了,而金融资产在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对资管行业来说,春天终将会来临。

政策层面也要分析一下,我们现在要活跃资本市场。把资本市场细分,会发现港股最不活跃,而最不活跃的市场的估值水平最低。这方面是不是存在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如果是被严重低估的,是不是需要在政策层面需要再加把力? 所以,我一直在提,除了政策支持外,还要一些真金白银来推动市场。 当然,制度的优化也需要,比如如何对公司治理再进一步。

我们现在分红比例并不低,A股股息率水平在2022年大概是2.53%。股息率不低说明我们是具备一定的分红能力,这和监管部门这几年鼓励上市公司分红密切相关, 但现在回购的比例比较低。

要让上市公司有动力去回购,需要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机制,比如股权激励、原管理人持股等方面还是要做。

最后,资本市场中市值前10%的公司,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国企改革的推进,对提升估值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朝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企业制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中的空间也非常巨大。流动产生价值,盘活国有股权、国有资产,让估值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李迅雷 从业证书编号:S07405170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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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资作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