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二十多年的修订——关于《近代印人传(修订版)》

原标题：跨越二十多年的修订——关于《近代印人传(修订版)》

书法篆刻家、古文字学者马国权（1931年-2002年）所著的《近代印人传》自1998年刊行以来，影响颇大，早已售罄。该书中从简括考察印艺流派和印学研究两个方面鸟瞰近代百年印坛，将印艺流派分为玺印派、浙派、吴派、黟山派、赵派、齐派等六派。

茅子良是1998年版《近代印人传》的责任编辑，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对书中内容作了大量的修订补充，极大地提升了原书的史料含量与知识空间。近日，由茅子良修订的《近代印人传(修订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特刊发该书的后记。

《近代印人传》一九九八年刊行以来，早已售罄。岁月飞驰，世事变迁。作者达堂马国权先生在该书出版后，奋力赓续，125篇外又新篇迭出，仍首发于香港《大公报 . 艺林》周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先生来函言及“ 续写得约十传，手头有资料亦近十位，如能在二十一世纪初得四五十位，有《近代印人传续篇》之成，则于愿足矣” 。惜天不假人，英才遭病厄，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先生赍志仙逝于香港，享年七十有二。

不久，公子达为兄莅沪，送来先生十五篇《印人传》剪报，托我转请社领导适当时出版增补本，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唯多种因素，至二〇一九年初始列入计划，洵属幸事。作为责任编辑，我已退休多年，但仍持续在看书稿。承达为兄过沪来社，与王立翔社长商定，委我以审订重任。

马国权（1931年1月26日—2002年4月27日）

达堂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辈，其编著创作，备受推重。梁羽生《名联观止》记有蘧常王老书赠先生对联: “ 为章草开疆，穷大地上下；有名著寿世，传瀛海西东(近见手迹影印作‘东西’ 。) ” “ 为章草开疆 ”句，系赞扬先生撰集《章草字典》，经多方合力，终于二〇一九年末面世，读者无不欢欣称庆。《近代印人传》也是先生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作为中国印学史上第四部印人传著作，本书在印学研究领域有着特定时代独具一格的文化价值。

遥想先生当年，编报刊、教学、撰著、书刻、活动繁忙，为已故印人作传，前后经营二十余年，搜集史料殊为不易；一九九二年迁居多伦多，四年后返港，奔波操劳，缺乏资料查核，或凭记忆，难免有所出入；加之手民误植，编校失察，自不能苛求于作者。先生在初版《后记》中提及，撰传“所涉甚广”，“此中甘苦，恕不多赘”，期待后人“周详审订”。先生往矣，该做的工作，于我则责无旁贷。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广东印人传》

《近代印人传》是我案头一本重要的工具书。此前使用时，见差误处即记于书上，以备再版时修订所用。二〇一六年，应邀以《〈近代印人传〉的成书、意义与订补》一文，赴广州参加“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文收入是年五月东方出版社《印学岭南》，侧重于从编校质量角度予以检讨，以期能起到亡羊补牢之效。

此次庚子新冠疫情 “宅” 家工作，学习《辞海》精神，“细核文献资料”，包括利用手机互联网络参考互证。今距初版已二十余年，既有充裕时间，又能查见新书旧刊，而且此次一并修订刊行的还有先生的一九七四年香港版《广东印人传》，亦可相互参照比对。手头缺乏的资料，则请其他印友提供原迹、书影进行核实。达为兄还建立了包括广州梁晓庄先生和我在内的三人微信群，多能获取有力证据。“孔夫子旧书网”和百度网站亦是重要资料的线索来源，原迹、书影、相关信息等，也提供了不少的旁证。是真乃时之幸也！

在修订过程中，胡适先生的警言，时常在脑际浮现: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传记最重实事求是，应该尊重和还原历史。此次修订，多方搜集材料，寻绎探究史实，凡衍夺误必改，凡改必有据，一字之易，务求精凖。

批注修改手稿

本次修订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传主生卒年月日尽可能查实以公历计，并用虚岁表时序，记述相关事迹；全书篇目亦按传主出生年月日重新编次； (二)全书篇名以传主姓名字号习用影响大者列目，修订者凡三人； (三)核补传主重要字号、室名、籍贯、职务和代表性著作； (四)纪年、书名、篇名、引文及作品之印文、款文，以原迹或一手史料核凖； (五)传主之间相关内容力求查实互为对应； (六)个别传主篆刻作品略有增删替补； (七)本书以繁体字印行，间有简化字，以不产生歧义为限稍有处理。

顺此说明两点：其一，鉴于初版中传主肖像图照并不完备，而且有的照片欠清晰，有的系画像；也为与《广东印人传》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故此次增订不用肖像图照；其二，本书图文编排将近完成时，有幸拜读达为兄微信发来的沙孟海先生《近代印人传序》钢笔手迹三页，结句署款“一九八四年五月沙孟海序于浙江医院。”

新版增订，以资料真实、内容严谨、文字凖确为第一追求，以维护史料性工具书的权威性。于我而言，又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查证史实、校核史料、解疑释惑，可补前之不足，收获新知旧识。年纪已大，加之又患带状疱疹，疼痛难禁，更深切体验了达堂先生所言的“此中甘苦”。限于水平和所见，祈请读者指正。

谨以此增订本，纪念达堂先生远行二十周年；兼以此份作业，纪念先生好友、我的业师去疾先生方老百年诞辰。

本书稿修订过程中，先有香港许礼平、南京蒋遵矩、上海余鉴子和印晓峰先生，后有广州梁晓庄、邝以明、姚少丽，杭州余正、张钰霖，嘉兴沈慧兴，湖州张建智，南京徐畅、杜志强、朱琪，宿迁刘云鹤，北京罗随祖，西安陈根远，福州葛贤鐄，香港邓昌成，上海李家淞、周建国、张炜羽、朱莘莘、柴敏、蒋炳昌、王运天、曾迎三、毛节民、王源康、雍琦、孙君辉等先生，通过微信热忱提供了诸多图文史料，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借此深表感谢。

二〇二〇年岁次庚子小满，初稿于抱朴守真斋

二〇二二年岁次壬寅春分，补改于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宅家编次图文，立夏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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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关于《近代印人传》：

马国权（1931年1月26日—2002年4月27日），字达堂。祖籍广东南海，生于广州。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师从容庚先生。历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席。1979年移职香港《大公报》撰述员，兼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及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理事等。荣休后侨居多伦多，任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副会长。1996年获加拿大颁授杰出成就奖。年底返港，次年一月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研究员。1999年再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任讲师，讲授《书法》科目。后为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艺术顾问和博物馆名誉顾问、学海书楼董事。一生多次受邀至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办展，论著颇丰，主要有《书谱译注》《书法源流绝句》《智永草书千字文草法解说》《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广东印人传》《近代印人传》《马国权篆刻集》《马国权印学论集》《章草字典》等，部分著作被译成日、英、韩、葡文，惠泽全球。

1974年，马国权《广东印人传》在香港出版，是继志乃师容庚先生《东莞印人传》之后的又一部地方性印人传著作，其体量为前者的五倍之多。1998年，《近代印人传》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成为继明末周亮工《印人传》、清代汪启淑《续印人传》、清末叶铭《广印人传》之后的第四部印人传著作，填补了中国印学史上近百年来的空白。

旧版封面

印坛经典坊间难求

马国权乃书法篆刻家、长于史论研究的学者，在搜集、整理书法篆刻文献方面用力甚勤，硕果颇丰。他所著两部印人传起先均以单篇传记的形式连载于报端，后经补辑结集成书，最终形成《广东印人传》102人、《近代印人传》125人的篇幅规模。其中，《广东印人传》由叶恭绰题签，《近代印人传》由王个簃、沙孟海题签，夏承焘题词，沙孟海作序、郑逸梅弁言。出版数十年来，一直为书法篆刻领域的师生及广大爱好者所津津乐道。强大的大师阵营和庞大的读者口碑为两本印人传背书，也彰显了两书的文化地位与人文价值。

在《广东印人传》中，马老对明清以降的广东印坛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突出了其中父子、叔侄、兄弟、夫妇、师生等私相传授对印风的发展变化的影响作用，尤其关注士陵印派重塑广东印坛的不朽功绩。

在《近代印人传》中，马老从简括考察印艺流派和印学研究两个方面鸟瞰近代百年印坛，将印艺流派分为玺印派、浙派、吴派、黟山派、赵派、齐派等六派，对各派的开山人物、传承脉络及流派印风作了简要的评述。他从印谱编集、印学著作等两个方面为“在印学史上，近代应该说是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历史时期”作了脚注。其中印学著作部分涉及印史考证、印艺研究（包括论文、讲义、札记）、印人传略、工具书纂辑（包括字书、年表、印谱目），内容丰赡翔实，论述专业精到。

印人小传作为全书的重点，亦显马老搜集、驾驭材料的非凡功力。两书所及传主或为其前辈大师，或为其经年友朋，抑或为其研究对象；所撰文字温润秀雅，多书卷气。其视野也宏阔，其文献也扎实，其辞采也斐然，既具丰厚的资料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由于出版时间早、印量少，如今两书在坊间已是一书难求，高价值与少数量之间的不平衡，如今该书再次出版，可满足对刻印和篆刻学研究读者的需求。

时代所趋修订出版

两书初版于20世纪，由于时代所限，加之马老冗务缠身、多地辗转，搜集史料殊为不易，记忆错谬失当之处也在所难免，加之手民误植、编校失察，更是留下了时代的深沉遗憾。稍微翻检一下《广东印人传》与《近代印人传》先后篇幅的差异，即可窥见时代留下的深刻烙印。

据《近代印人传》初版责编茅子良回忆，马老在该书出版后，奋力赓续，125篇外又新篇迭出，仍首发于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97年11月17日，马老函告茅先生“续写得约十传，手头有资料亦近十位，如能在21世纪初得四五十位，有《近代印人传续篇》之成，则于愿足矣”。

然而，惜天不假人，英才遭厄，2002年4月马老病逝于香港。后不久，马老公子达为先生莅沪，送来15篇《印人传》剪报，希望适时出版增补本。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至到201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才决定重新出版。约半年之后，在达为的提请下，《广东印人传》也一并列入重版计划。

得益于互联网，作者在两书的搜集资料、核对材料上更加便利。正如茅子良在修订版《近代印人传》后记中所描述的：“今距初版已二十余年，既有充裕时间，又能查见新书旧刊，而且此次一并修订刊行的还有先生的1974年香港版《广东印人传》，亦可相互参照比对。手头缺乏的资料，则请其他印友提供原迹、书影进行核实。达为兄还建立了包括广州梁晓庄先生和我在内的三人微信群，多能获取有力证据。‘孔夫子旧书网’和百度网站亦是重要资料的线索来源，原迹、书影、相关信息等，也提供了不少的旁证。是真乃时之幸也！”

茅子良是1998年版《近代印人传》的责任编辑。该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的结束，而恰恰是另一个新起点。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茅先生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对两书内容作了大量的修订补充，极大地提升了原书的史料含量与知识空间。

查证校核后出转精

此次两本印人传的重新出版，旨在修正错谬、补订遗漏，在开本、装帧、编排形式、内容体系等方面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书原貌，而对传主的生卒年月、姓名字号、生平事迹、著述情况等做必要的修订补充，仍以印人出生年月日为序进行编排调整。

修订版《近代印人传》遵从作者遗志，由125人扩充到140人，增加了15人；以传主姓名字号习用影响大者列目，修订3人（赵古泥、赵叔孺、徐石雪）；鉴于初版传主肖像图照不清晰、不完整、不统一的问题，修订时删去不用。修订版《广东印人传》仍为102人，贯穿全书者修订2人（陈澧、谢曜）、1书（《缉雅堂印存》），规范了原书中的港版字体。书末附初版文字与修订文字对照表，以分别尊重马老的原文与茅子良的修订文字，并供读者参阅。

茅子良是马老长期忠实的粉丝，对马老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带着对马老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后人负责的强烈使命感来修订两书。他在后记中说：“此次庚子新冠疫情‘宅’家工作，学习《辞海》精神，‘细核文献资料’，包括利用手机互联网参考互证。

“在修订过程中，胡适先生的警言时常在脑际浮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传记最重实事求是，应该尊重和还原历史。此次修订，多方搜集材料，寻绎探究史实，凡衍夺误必改，凡改必有据，一字之易，务求精准。”

在两本新版图书中，茅子良对两书文字进行了查证校核，核补传主的重要字号、室名、籍贯、职务及代表性著作，纪年、书名、篇名、引文及作品之印文、款文，以原迹或一手史料核准，传主之间相关内容也力求查实互为对应。原文、批注修改依据，几经删改，力求做到既资料翔实准确，又符合马老文风，经手的样稿圈划涂乙，不能卒读，体现了茅先生对该书的负责态度与谨慎作风。

批注修改手稿

茅先生强调“凡衍夺误必改，凡改必有据，一字之易，务求精准”，在该书的修订过程中，让原始文献发声，为修订文字提供直观精准的依据。如《广东印人传》“周大常”条用《泰崖篆印集》图影修正原文“泰崖篆刻集”之误，“胡曼”条用胡氏印款“曼叔”修正其号“曼未”之误。凡此种种，两书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广东印人传》“周大常”条用《泰崖篆印集》图影修正原文“泰崖篆刻集”之误

“胡曼”条用胡氏印款“曼叔”修正其号“曼未”之误

茅先生经常说，工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常学常新。在修订两书中，茅先生最大的收获就是“又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例如通过阅读陈星《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1月出版），落实了弘一法师赴日学习的确切时间及前后情形；阅读王中秀《梦蝶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理清了张大千两次受业曾熙、李瑞清的具体情形；阅读冯天虬《明月清风一捻须——“嵩山草堂”“梅景书屋”友朋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12月），纠正了费龙丁“信佛也信耶稣”故号佛耶居士的谬误；等等。读来既有真材实料，又让人忍俊不禁。只是，考虑到全书整体文风的统一及对马老原版文字的尊重，许多修订文字只能忍痛割爱，没有在书中呈现出来，其背后工作的艰辛岂足为人道也？

即使如此，书中原版文字的遗珠仍存，修订文字的光芒也是俯拾皆有。诸君若感兴趣，请移步书中，探索修订版的奥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