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马伯庸：科学观首先是对历史的正确看法

·科学，尤其是医学，一定是和社会学紧密相关的。科学观一定是有人文作为底色的，有对于人性的见微知著作为基础，才能有好的社会效应。

作家马伯庸。作者供图

在我看来，科学观首先就是对历史的正确看法，从原来到现在的变化，就是怎么看待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怎么看历史，也是普通人怎么去理解历史。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

写作《大医》这本书，对我的改变很大，包括各种认知。为了找到材料，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相关老书，看了整整一年半，包括每天读《申报》，在过去的文献中找到当时的味道，当时的人说的什么词，说话的方式，包括说话的语法结构。

我还找了几位医生当顾问，后来发现他们可能帮不了我，他们知道的是正确的医疗方式，我说我不要现在正确的，我要那个时候可能是错误的医治方式。1910年之前，连输血血型的概念都不知道，不分血型当时怎么输血？所以只能自己翻医疗史。好在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医疗史的专家，我从他那里找到了很多资料。

从我个人体验来看，最初我们理解历史纯粹是从戏剧性开始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了解，更多是对文学的欣赏。比如我们小时候听评书，听《三侠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听到的都是打打杀杀、深谋远虑、权术计谋之类的东西。到后来，我发现历史中更有趣的是那些掩藏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中国王朝更替一般300年左右一轮，所谓周期率，这是什么原因呢？随着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更深的了解，也随着个人生活阅历的丰富，我们就会在这种历史更迭中找到更多的答案。

很多人都知道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少人对这句话有误解，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按照当代的政治需求去篡改的。但克罗齐的意思是，只有当代人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才能叫历史。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不理解爱情，没有谈过恋爱，就没法去看克里奥佩特拉的传记，因为那就是一个恋爱脑女王的人生历程。

中国历史也一样，我们看历史，不是说看到过去的那些东西，而是看过去的那些东西和现在的某种联系、某种映照，只有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段历史才能凸显出来。

我写《大医》这本书明显感觉到一点。在书里我也特别提到，真正影响历史，改变历史潮流的不是一些英雄人物或者是一些杰出人才，反而是那些最普通的老百姓。

我原来也喜欢英雄史观，就像普通人看热闹，看《三国演义》就喜欢看那些名将、智谋之士。2018年，我去成都，成都当时有一个“大三国志”展，展示的都是三国相关的一些文物。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贵重的物品，而是两块砖头。

一块砖头是东汉末年的，是一块铭文砖。这块砖出土于现在的亳州（安徽省西北部地级市），当时叫谯郡，是曹操老家的墓地。砖上写的大概意思是：“你们逼我干这么重的活，都快把我逼死了，我现在已经快活不下去了，我就等着苍天已死的那天跟你们报仇。”那是在黄巾起义（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前14年。说明“太平道义”已经开始在民间传播，一个最底层的小工匠开始喊出“苍天已死”的口号，说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一个期限，即“我要等到苍天已死那一天就开始反抗”。为什么后来黄巾起义一呼百应，很多人都站起来了，最后导致东汉王朝的灭亡？从这个小工匠就能看出来。

另外一块砖是在西晋的太康元年（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史称“太康之治”），那一年正好是晋国把吴国灭掉了，“三分归一统”，魏蜀吴三国都被晋国统一了，所以那块砖写的是“晋平吴，天下太平”。这块砖出土于现在的南京旁边。南京旁边是吴国当时的首都，这个人按说应该是吴国的臣民，但是他在这块砖上留下的文字，没有丝毫怀恋故土或者亡国的感叹，他就是非常高兴，他说“晋平吴，天下太平”。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推测这个人大约60多岁，可以倒推出他从出生起就一直在打仗，这一辈子永远在战乱中，永远在诸国的纷争中度过，到了60多岁的时候这个人快受不了了，忽然有一天发现不打仗了，天下太平了，太高兴了，他就兴高采烈地说出了那样的话。

我后来和策展人聊天时说，这两块砖应该一块放在入口，一块放在出口，于三国乱世始，止于其终结，为什么？看这两块砖就知道了，它代表了最广泛的底层民众的呼声。

当你看透这两块砖就会发现，那些名将、名士，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筑在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呼声之上。当然，这些普通老百姓脑子里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纲领，但是他们想活，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诉求。

马克思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没有拿破仑，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出来。历史趋势是不会变的，但是需要有人去推动或者引领，是英雄人物推动或者引领了这些潮流。

我在写《大医》的时候，也把这个观念贯穿了进去，尤其是我在研究中国近代医疗史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包括协和、华山的医生，他们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但是实际的进程很难，仅仅靠满腔热血的医生和慈善体系根本无法支撑。比如说有一位叫陈志潜的医生，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他当年在协和就搞模范卫生区，包括三级诊疗制度，积极推广卫生员制度，可以说这是解放后赤脚医生的雏形。他当时在协和搞过，在河北定县也搞过，后来抗战期间，他在四川大后方也搞过，但发现搞不下去。

我在《大医》里提到这件事，做了这样的分析，我认为他们单独搞这个东西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也缺乏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且像乡绅、地主，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往也搞不到一块，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想法。所以仅仅作为一个医生，他没有办法建立起这个体系。而在新中国之后，开始推广赤脚医生，实际上这时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的基层体制也能够延伸下去了，所以就能够成功。

我写《大医》的过程，尤其是做调研的过程，觉得最重要的科学观，还是那句老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科学，尤其是医学，一定是和社会学紧密相关的，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科学观一定是有人文作为底色的，有对于人性的见微知著作为基础，才能有好的社会效应。

记得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上有一篇报道，说有当地医院的医生给老百姓做健康宣传，要老百姓争取一个礼拜洗一次衣服，这样就没有跳蚤和臭虫，就能防治传染病，结果发现老百姓都不爱听。后来调查了才知道，老百姓身上穿的是陕北当地最破的土布，一年才买得起一件衣服，如果每周都洗，不出半年估计这衣服就被洗坏了。所以，是经济基础决定了老百姓“不能爱干净”。

随着自己经历的丰富，加之现在和医生群体的交往也多了，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也会留意听他们聊的话题，越来越感到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话题。我深切地感到，科学观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观，是一种人文观，如果纯放在技术上讨论，那没法深入。比如说治病这个事，不能简单地认为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过去，协和医院就有社会服务部，在协和建成的时候就有，而且是协和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个机构。这个部门不是看病的，而是做一些对病人的关怀，比如，穷人没钱治病，病人的愈后情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就由社会服务部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这种超越专业技能的理念和精神。

当下也是这样，我接触过上海的一些医生，在疫情来的时候，上面一声令下，他们二话不说拿起包就走，没有任何犹豫或者迟疑，也没有担心会不会被传染。他们当时真的是没想那么多的事情。我还认识一位医生，已经是专家级别了，每次门诊还会看到晚上11点，他说多接几个普通号就能多看几个病人。这位医生带出来的学生也受此感召，包括药房的人都留到晚上11点，完全是自发的。这位医生是神经内科的，他感受到找他治病的患者的痛苦，他说他一刻都忍不了，能够给患者早一点解决就尽量早一点、快一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人文关怀的问题。

所以，科学观既是历史观，也是社会观、人文观。

（作者马伯庸，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大医》《长安的荔枝》《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古董局中局》等。曾获2010年人民文学散文奖、2011年朱自清散文奖、2020年茅盾新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