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层出不穷，考古“奥斯卡”评奖迎来“大年”

文|悦迪

3月27日至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召开。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22个入围终评，最终，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等10个项目入选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与许多评选一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素来有“小年”“大年”之说。所谓“小年”，就是特别优秀的项目不是太多的年份，评上奖的概率相对较高，而2022年显然是竞争激烈的“大年”。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未上榜的也很牛

2022年度的考古评奖，给人的明显感觉就是“内卷”严重。

从入围终评的史前时期项目来看，就有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陕西西安太平遗址等七项之多，但最终只有三项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的话说：“史前时期七项，换到往年每一个都可以当选。所以，今年竞争非常激烈。”

太平遗址发掘区的代表性遗迹——“两室一厅”的院落。

最终未能杀进十强的陕西西安太平遗址，是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古遗址，当地专门对水库岸线及时调整，对太平遗址进行了避让，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经考古得知，整个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年至3700年，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

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环壕口部宽度约15米至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内曾有水流，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给排水的作用。此外，还发现了生活居住遗址、墓葬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中地区的龙山时代研究相对滞后，这次考古得知，太平遗址已经具备了中心性聚邑的地位，是当时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可以说是奠定了关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同样收获遗憾的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该遗址自1985年被发现后，先后进行5次发掘；2008年以来更是在持续进行系统的调查、勘探。最新考古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红烧土台基，显然曾盖有大型建筑。在墓地边上，还新发现有很大的祭祀坑，里面有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凌家滩遗址高等级祭祀礼仪遗存的新发现以及成套高规格石钺和大量玉石器、陶器新器形的出土，大型红烧土公共建筑基址的揭露，都显示出凌家滩遗址在它的时代地位极不寻常。

这次参评的南佐遗址位于甘肃庆阳，坐落于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西部，而董志塬是黄土高原第一大塬地。早在1957年调查时，遗址就被发现了，但是随着最近的考古发掘才得知，南佐遗址规模极为惊人。作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其总面积至少达到了600万平方米，勘探发现外侧可能还有环壕，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遗址中发现一座面积360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宫城”，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布局最严整的“宫城”。所有墙体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

这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这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惜本年度未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事实上不仅史前时期，入围终评的22个项目，绝大部分项目在往届可以入选，但是，受获奖名额限制，评委们只能忍痛割爱。取舍标准方面，一个考虑就是，有些项目还在持续做，有些项目显示出了非常重要的迹象，如果再进一步发掘会更清晰，重要性会更凸显，来年还有机会参评。这也说明考古事业在发展，广大考古工作者围绕重要的学术目标下功夫，每个项目至少做了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老面孔有新发现

从发掘原因来看，主动发掘占的比例在增加，这是2022年考古的重要特点。

去年，全国系统实施了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开展了1432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所谓主动发掘，就是围绕着某一个学术目标设置考古项目，主动去开展相关工作，而不是哪里突然有了线索，临时去做抢救性发掘。

主动发掘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为典型代表。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河南双槐树、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著名考古发现，都是其成果。

有意思的是，尽管竞争激烈，但我们还是能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里见到一些“老面孔”，这说明其中的最新考古发现确实很重要。

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率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这个遗址早已名声在外，得以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因为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遗址中心区新发现更多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并在“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发现有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和墓葬。

这些发现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暗示当时已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此外，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帮人们找到了汉唐时期“里坊”制度的源头，学术意义重大，所以入围年度十强是实至名归。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的考古工作亦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这次得以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因为找到了“隍壕”规制的源头。

隍壕即“兆沟”，是护墓的干沟，起着界定与护卫墓园的作用，通常只有王陵才有。此前，陕西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大墓周围都发现有隍壕，而这次殷墟王陵区隍壕的确认，又将此规制上推到了商代晚期，改写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围沟的发现，直接改变了人们对殷墟布局、商王陵陵园格局的认识，将对后续的考古工作产生长远影响。

多元一体添实证

2022年的考古新发现，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添了许多实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文化、风貌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传统，考古学把这一现象归纳起来叫“满天星斗”，并认为中国史前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是满天星斗式的。然而，这些文化是邻居关系，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彼此有交流，久而久之有了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这个现象就叫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并不是到了夏商周三代就结束，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进入秦汉以后，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体制之下，多元一体仍不断地得到巩固、发展。

此次上榜的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古城村1号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出土佛教造像残片2000余件、瓦件残片8.38吨，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考古遗存发现空白。古城村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发现了舍利地宫。

古城村寺庙址反映了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从出土的造像风格、题材可以看出，它跟中原地区魏晋以来的佛教造像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尤其在寺院布局上，包括发掘出土的地宫遗址，都跟中原体系接受外来文明以后不断中国化过程始终同步。这个发现对于了解东北地区当时的客观情况是非常好的资料，印证了“多元一体”理论。

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其中坟坝顶墓地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宋代已经开始形成公共墓地的格局，前后持续使用近1400年。

中国西南地区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宋元明时期，都是各个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区域。从这个墓群出土的各类随葬品、丧葬方式、墓地的布局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长达1400多年的多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参评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东北1公里处便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2021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揭露了主体为两汉时期的堆积，出土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制品2000余件。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并发现了道路、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大量的建筑遗存。

这处遗址鲜明体现了在中央统一的治理结构当中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它有郡县的设置，有郡县长官，而且开通了畅通的交通路线；另一方面，这里有滇王，并得到了中央政府颁印认证。可以说，河泊所遗址是中央王朝有效治理地方的见证，印证了“多元一体”理论。但是很遗憾，这次精品太多，该项目没有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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