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赵冬苓代表：将生育成本纳入社保体系，建议发放生育金

原标题：专访｜赵冬苓代表：将生育成本纳入社保体系，建议发放生育金

不少人知道赵冬苓，是因为她的编剧身份，比如电视剧《红高粱》、《幸福到万家》。而在另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她成功“跨界”。

在过往的履职生涯里，她围绕反垄断、知识产权、税法改革、影视产业等领域提交了多份建议，引发社会关注。

今年是赵冬苓第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她将目光转向女性生育。赵冬苓认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大部分产育假的用人成本，客观上造成了企业不愿意吸纳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性，也造成了育龄女性的就业困难，影响女性生育意愿。

谈建议案：建议发放生育金，实现生育福利公平化、普及化

新京报贝壳财经：这次全国两会你最关注哪些方面？为什么？

赵冬苓：这次主要聚焦在女性生育上。我本身也是女性，对相关话题天生敏感。去年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所以，我对生育的话题也会更关注一些。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今年带来的一份建议是关于发放生育金，实现生育福利公平化、普及化，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份建议吗？

赵冬苓：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生育适龄妇女在入职、工作期间往往受到用人单位的“另眼相看”，其根本原因是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产育假期间的包括工资、社保等全部人力成本。由企业承担产育成本，是适龄女性就业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建议国家无差别提供“生育福利金”，将福利货币化、普及化；家庭中孩子的父母共用产育假，可按自己的需求，在总天数内平衡男女双方的休假；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在女性孕育、生育、哺育的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承担或承担大部分（无论是否被雇佣，均计算工龄），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新京报贝壳财经：目前，生育率走低、老龄化逐渐加剧，在你看来，如何减轻年轻人生育“焦虑”？

赵冬苓：生育意愿的下降，我认为是个自然规律。不光在中国是这样的，随着经济发展，和过去相比，女性越来越独立，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生育意愿自然会下降。

研究报告表明，我国抚养成本和人均GDP的比值在全球排名前列。现实情况中，房价居高不下，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但面向这部分人的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到现在也没有很大改变，他们没办法获得必要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

这影响了在城市里发展很好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养育孩子前面。同时，经济条件不太乐观的年轻人会有生活上的压力，导致他们不敢生。假如我去城里打工，一旦生个孩子，就可能没办法继续工作了。特别是女性，回去生了几年、养了几年，就算把孩子带到城里，也没办法和城里孩子一样入学。

我提的两个建议都和这方面相关。中国的生育问题上的三座大山上：房子、医疗、教育。关于医疗，我们提出来要有生育保险，减轻医疗、教育负担，我还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在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取消户籍差异；鼓励民间办学；推进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申报制；明确政府不干预生育的政策等。

谈人大代表履职：不能来了举举手就回去

新京报贝壳财经：这次关注到女性生育困境，是否和近期创作的两部女性题材《幸福到万家》《女士的品格》有关？你是如何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捕捉到议案？

赵冬苓：肯定是有关的。《女士的品格》在我写的时候叫《生育阵线大联盟》，当时我看到了职场上女性因生育带来了种种生存困境，有感而发所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也对职场女性的生育有了更深的理解。然后从职场女性辐射到自由职业的女性，还有农村女性，包括她们的生育困境。最后，我们找了很多专家讨论才形成这两份建议案。

编剧的工作，可以让我关注到不同行业、不同人群。比如，新剧是关于林业工人生活，我们就去了大兴安岭，去了解林业工人的生存现状。其实不光是剧本创作，更多的是在于我比较喜欢观察社会。

新京报贝壳财经：作为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可否谈谈你的履职感想？如何看待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

赵冬苓：我给过去的履职，打个65-70分吧。我在被选上代表时，就明确了“不能来了举举手就回去”。既然我是人大代表了，就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带到全国两会上去。

2013年的时候，我提出了《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改革任务，并在《立法法》修改时落实了这项原则，明确了收税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推动税收法定落地的过程中，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做了些许工作，这是足以让我自豪的事情，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价值。在未来履职的五年当中，我将更关注民生保障等方面，深入扎实调研，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谈电视剧市场：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重组

新京报贝壳财经：过去两年，电视剧“降本增效”成为常态。在你看来，影视制作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赵冬苓：市场在洗牌后，一些大公司可能会缩小规模，一些小公司可能会面临倒闭。目前影视剧的出口基本上都是四家平台，爱优腾和芒果TV，没得平台的认可，新剧几乎都不大敢开机。同时平台也在加大自制剧，对版权剧、版权电影采买的数量也在减少，电视剧市场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重组。

随着这几年平台的“降本增效”，加大了头部内容的项目，减少了腰部及以下项目，也使得大家集中资源、集中精力来抓大项目，所以在2022年就出了不少好剧。这种势头我觉得会延续到今年。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觉得ChatGPT能否代替部分编剧和影评人？为什么？

赵冬苓：有可能代替部分文字工作者的工作，但无法取代编剧的工作。我觉得编剧是一份传达人类情感、人类心理的工作，这部分是“ChatGPT”的聊天机器人所没有的。

换句话说，有天ChatGPT真的能取代了编剧来创作剧本，就等于人类变成了机器人的宠物，由他来创作来娱乐人类，所以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未来。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拖延症的方法？

赵冬苓：有些编剧会因为“我今天没有灵感”，导致拖稿。我自己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写。无论今天有没有灵感，我都不停地写，哪怕我今天写的差，哪怕今天写的明天会删去也要写。我几乎把写作当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写作也成为我的一种肌肉记忆了。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赵方园 编辑 丁爽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