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考编异地:悔过15万年薪的决定

报到时,局长问李亮宏:“来到这里,基本上注定了你下半辈子都要在这儿,你确定可以?”他那时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会比无法上岸更痛苦,颇有信心地回答,“可以,我已经和家里商量好了。”

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动摇了。

余童正忐忑地等待。

那是校招的第一轮面试,招聘岗位是在编教师,竞争者有80多人。

她路过教室,看见里面的十几位面试官围坐在一边,神情严肃地看向对面的应聘者。

被叫到的人越来越多,余童也越来越紧张。

她跟坐在前面的同学搭起了话,感慨应聘者多、成功难度大。聊得投机,她们互相加了微信。得知她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硕士,余童羡慕对方优秀的同时,也更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教师编的角逐中,突围到底有多难。

终于轮到余童了。

她走进考场,十几双眼睛一起看过来。鞠躬、自我介绍,回答面试官的问题,“感觉傻傻的。”面试结束后,她自觉无望,直接买了张回家的火车票。

快到家时,她收到了加微信的那位同学发来的消息:你的名字在第二轮面试的名单上。

余童在下一站下了车,又买了返程的车票。

她已经拿到一家私立学校的offer,年薪保底15万,提供免费公寓,奖金、班主任费另算,但还想再争取一下编制,尽管这个编制,远在千里之外。

那时,她没想过自己会后悔。

李亮宏已经在高速上堵了半个小时。

时间似乎比汽车行进速度还要慢,他随着车流,时不时向前蠕动几米。车不动时,就看看手机或者放空发呆。天早就暗了下来,李亮宏不耐烦到了极点——这是他入职异地机关单位以后,第一次回家。

堵车让李亮宏无比头痛。200多公里,平日2个半小时的车程,他花了整整4个小时。

不同于路上的煎熬,周末的时光过得飞快,还没听够女儿叫爸爸,又要回单位了。

以后的日子里,“回家”意味着600元的来回路费,和至少5个小时的车程。而他的月薪,也不过6000元。

回单位的路上,车驶进山区,日光消磨在车轮下,人烟被抛掷在身后,黑暗逐渐包围了他。

那一刻,李亮宏“孤独极了”,他反复问自己:远离家人,远离大城市,来到这么一个山区的县城,就为了一个编制,真的值得吗?

“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始终在他脑子里盘旋。

孩子才刚上小学,他的工作有8年的服务期,如果一直异地,会错过孩子的成长。李亮宏小时候,父亲在异地工作,只有周末回家,忙起来一个月都见不到,他从小缺少父爱,实在不想给孩子留下同样的遗憾。

妻子也不看重编制,比起“铁饭碗”,她更在乎的是一家人能生活一起。

回家的路上|讲述者供图

“考公不异地,异地不乡镇”,邢安琪是在上岸后,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语言是工作的第一重障碍。虽然同省,工作地的方言邢安琪“一个字也听不懂”。同事们习惯用方言聊天,尽管时不时有人停下来翻译,但她还是“像个局外人”。

领导知道她是外地人,尽可能使用普通话沟通,邢安琪依旧听不明白对方的发音,而且“语速太快,内容太简略了”。

现在,只要领导来安排工作,她就会赶紧打开手机,偷偷点下录音键,把对方说的话录下来。

想起第一次挨领导批评,邢安琪还是会觉得委屈。

当时,领导告诉她,写篇发言稿。她答应下来,想着这是自己第一个重要任务,加班加点写了快一周。没想到交给领导后,对方直接发了火,“怎么只有一篇?不是让你写两个人的吗?一周了才写出这么一个东西给我,句子都不通顺!”

邢安琪呆住了,自己真的会犯把“两个人”听成“一个人”这样低级的错误吗?

观察了快半年,她发现,这是领导的说话方式。

想要弄清楚对方的要求,就要结合单位最近发生的具体事情,猜测他到底想要什么。直接问也是不行的,会被一个反问句堵回来,“你难道不知道怎么做吗?”

某种程度上,编制宛如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各中心酸,却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清楚。

毕业即入编,余童是亲戚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没人知道,她一年前就已经在看心理医生。

余童承认,自己实在是太紧绷了。作为老师,她已经无法顺畅地写字,听到有人大声说话,会感到刺耳和心慌,和别人交流时,也常常会紧张,甚至颤抖。

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医生说,她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焦虑症症状,继续治疗意义不大,应该去看精神科。

但是,真去看了精神科,病历会不会留在档案里?她的工作还能保住吗?

邢安琪在路上拍摄的景象|讲述者供图

余童工作的学校位于繁华的省会城市,距离老家1500多公里,跨过了好几个省份。“异乡人”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成立,性格内向的她,始终游离在同事的圈子之外。

“我感觉自己为人处世比较单纯。”有次,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传播余童所在办公室的谣言,“那个办公室不好好备课,从网上下载课件、教案互相抄,上班时间总聊天”,最后传到了领导耳朵里。

她气不过,去找传谣的人对峙,对方自然不承认,反而找了过来,让余童办公室的同事“评评理”。

余童没想到,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自己说话,甚至有人说,没听过谣言。但她也不敢再和同事“撕破脸”,因为在这里,“独美”是不可能的。

评优、推介,几乎都是教师内部互相评选,极少有能摆上台面的客观标准,甚至成绩都不重要。

有次班歌打分,余童班上的学生因为打扫卫生的缘故,一半没在教室,但她带的班级还是拿了最高分。她和打分人聊起这件事,对方说“咱们关系好”,还嘱咐她不要告诉其他人。

当然,有好就有坏。

每次班歌打分,都会有老师不满,质问打分人,为什么自己的班级分数那么低。余童也不能幸免,有几次被打了极低的分数。对方总是有理有据:我还没走到你们班,班歌就唱完了;前面赋分,我已经把分全部给完了………

班歌她次次都盯,没听出什么差别,归根结底,不过是看老师之间的关系。

学校组织的公开课评选,余童几次被评委高度表扬,但负责打分的是同事而非评委,等到成绩出来,她的排名很靠后。“工作好几年了,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样的课堂才叫好的课堂。”

偶尔,她也要应付家长的举报。

双减政策后,教育局不允许老师给小学生布置作业。有些老师担心孩子学习跟不上,会少布置一些作业,不强制、也不敢强制学生必须写完。有位家长非常反对,多次向教育局反应。这样的事多了,她渐渐感受不到老师的尊严。

一点点累积的琐事和情绪,压垮了余童。

“编制”几乎贯穿了李亮宏的前半生。

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自然希望他也能“有一个带编的工作”。上岸前,李亮宏在广州的街道办做合同工,工作稳定,工资也足以应付生活。但父母并不满意,每每看到考编公告,一定会转发给他。

每次回家,也会听到父母念叨,谁家的儿子考上了编制,哪家的女儿进了好单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有编,才有出路,以后养老才有保障,才能获得归属感。”

父母的督促和期待,给了李亮宏极大的压力。他何尝不知道体制内的“香”?毕业后,他一直在在职备考。这一考,就考到了34岁。

多年来,身边的人几乎都在考编,亲戚朋友、大学同学,以及街道办的同事们。“任何一个年轻人进街道,都是想把街道当成一个跳板,然后调走。”毕竟,这里几乎没有上升空间,更何况合同工。

同龄的同事一个个离开,最后只剩下李亮宏和另外几个人,压力和焦虑沉沉地压下来。

他大学学的是林业专业,体制内对口的岗位,几乎都在县城或乡镇的山区。加上年纪增长,眼瞅着离35岁越来越近,想上岸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在选择岗位时,李亮宏不再挑挑拣拣,“不管是不是异地,上岸了再说,只要有岗位我就会报。”

因为工作的缘故,李亮宏无法集中备考。他每年都参加国考、省考,考试前一个月刷题、看课,把正式考试视为模拟训练,希望经过多年积累,某次“训练”考出高分,让他成功上岸。

其实,李亮宏此前进了几次面,最后都惜败。

标志着上岸的录用名单公示结束后,李亮宏请同事吃了一顿饭,把那些备考的材料,全部都送给了他们。“好爽,以后终于不用再看那些书了。

元清备考时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考公这件事,“五分努力,五分运气”。选岗、备考、笔试、面试,多多少少都有点运气和机遇在。

元清在上海某事业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她是山东人,选择这个“和生活、学业与未来规划都没什么关系”的城市,纯属偶然。

毕业那年,元清的第一选择是考研。考研笔试结束、等待成绩的日子里,她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如果考研成绩不理想,就马上开始考公,不浪费应届生身份”。

体制内几乎是她唯一的职业选择。一直以来,元清没有很想从事的行业,只希望工作稳定清闲,能有时间做喜欢的事。

父母也希望她考公,在元清爸爸的印象中,“企业里女生干错了活儿,会被领导骂得很惨,很有压力”。基于这种印象,“他不想让我干那么有压力的工作,在他看来,好工作挣钱也不需要很多,稳定就可以。”

考研成绩不理想,元清开始着手选择考编地点,她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老家,但当地事业编的题目不同于公务员题目,实在来不及准备。

元清不得不把目光转向那些题目相同的地方,备考异地。上海是她第一个考上的城市,她不想再费时费力,干脆选择入职。

邢安琪原本的目标也是老家的市区,但没能如愿上岸。之后,她放弃了相对热门的地区和岗位,转向竞争压力更小的县城,终于顺利考上。

那时,她来不及考虑其他条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先上岸再说。

每天下了班,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李亮宏无事可做,经常躺在床上,在不同的平台搜索“怎么适应异地编制”,思考去与留的问题。

回想起报到时,局长问他:“来到这里,基本上注定了你下半辈子都要在这儿,你确定可以?”

在考公的海里浮沉多年,李亮宏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会比无法上岸更痛苦,颇有信心地回答,“可以,我已经和家里商量好了。”

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动摇了。

他给父母发去一条长长的短信,写清了自己想要辞职离开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家人,特别是我女儿。”

得知儿子有了辞职的打算,李亮宏的父母发动全家人,对他进行“轰炸式劝退”。

爸妈、叔叔、甚至是年迈的奶奶,轮番给他打电话,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得来不易的编制,“孩子可以给父母带”“不用每周回家”“辞职就是不孝”……电话也打到了妻子那里,话里话外,希望她能好好劝劝李亮宏,不要轻易辞职。

他也在思考,如果离开这里,而他35岁前又没能成功上岸,自己必然要走向体制外的就业市场。那自己能够做什么呢?

李亮宏的工作地|讲述者供图

他曾在在体制外打过工,知道体制内外的工作“完全是两个体系”,吃香的技能互不相通。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不见得能做好体制外的工作,反之亦然。

不确定能否适应外面的环境,也是邢安琪不敢轻易辞职的原因。

大四那年,她决定考公,两个室友选择了考研,但她们没能上岸。那时,邢安琪庆幸自己选对了,“我的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撑我考上研究生”,眼下,尽管工作不算开心,她还是决定先忍耐,“我也不知道出了社会还能做什么。”

过去,邢安琪总想和父母分开租,因为“很烦他们催婚”,现在,她却希望能考回家,“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起码能感受一下家的温暖,让自己放松一些。”

拦在面前的,是整整5年的服务期。

暂时无法离开,邢安琪只能尽量让自己快乐一些。她想过去旅个游散散心,只是,收入有限,房租就占了1500元,交过伙食费,再买点“基本的生活用品”,每个月所剩无几。她少有的娱乐是打打乒乓球,或者和朋友出去走走。

邢安琪拍摄的夕阳|讲述者供图

余童离职已经快一年。辞职的过程并不顺利,她找领导说尽了好话,跟办手续的同事赔笑脸、把离职原因中跟学校有关的部分全部剔除,“每天都担惊受怕”。好在,拖了许久,学校终于放人了。

比辞职更难的,是决定辞职的过程。

余童家在农村,父母是农民,帮不上什么忙,家里有个刚十岁的妹妹,患有基础疾病。可以说,她是家里唯一一个工资能准时到账的人。妹妹的学费、生活费和医药费全都压在她身上,每年入冬,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妹妹冷不冷?要给妹妹多买几件过冬的衣服”。

身边的人觉得,对一个女孩来说,老师是一份极其体面且成功的工作。不止父母觉得“有个编制好”,很多人相亲,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有编制”。外界的肯定曾带给她极大的安全感,离开舒适区后,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别人的眼光。

此外,她在校时成绩平平,甚至有几门课在挂科边缘徘徊,绩点不算好看。而教师招聘时,往往要应聘者提供在校成绩单。余童很担心,离开之后,自己还能找到工作吗?

但是,在岗的每一分每一秒,她都觉得煎熬。

离职手续办下来的那天,余童连夜坐火车离开,甚至没想好接下来去哪里。她计划着,随便找一个城市落脚,先治好自己的焦虑症。她也不敢让父母知道,计划着再等到再稳定一些,委婉得向他们摊牌。

“回想起来,好像真的只有上岸的一刻是开心的”。

内耗了三个月后,李亮宏还是选择离开。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他决心利用好35岁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背水一战。

做出决定的那天,五月天正巧开演唱会,他和老婆孩子坐在场馆外,听到偶像唱:

“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再重头,也许放弃掉一切,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梦”。

五月天演唱会场外|讲述者供图

(文中均为化名。)

作者丨葭枝

编辑丨桑桑

出品丨如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