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约2000件藏品的大英博物馆,曾盗走了多少中国文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中国从最早的时候就以工业规模制作精美的物品,产生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33号展馆回顾了中国过去7000年的历史……”

——大英博物馆介绍词

近日,大英博物馆失踪了约2000件文物,中国媒体严正提出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的要求。据统计,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有164万多件,其中大英博物馆最多。时至今日,走进大英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哪些英殖民者从中国抢来的文物呢?

大英博物馆33号展厅,是整个大英博物馆里最长(115米)、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由香港商人、收藏家何鸿卿资助扩建

“世界被盗艺术品之都”

1759年,大英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开放。它可谓生逢其时——正是不列颠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英国伸向世界的触角与博物馆丰沛的财力加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大英博物馆藏品越来越多。

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数量十分惊人——估计超过800万件,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藏品(超过10万件),同时也是除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之外最重要的古埃及文物收藏处之一。在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甚至包括日本浮世绘里的经典,葛饰北斋的代表作《神奈川冲浪里》。大英博物馆有一句口号,“of the world;for the world”——来自世界(的收藏),面向世界(的服务)。

反过来,著名捷克小说家、“机器人(Robot)”一词的发明人卡雷尔·恰佩克则在《英国行旅记》里揶揄,“英国很有钱,从全世界收集了很多宝物。英国因为是个不太有创造力的国家,所以努力从外国收集宝物……大概全世界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拿到英国来。”

这并不是纯粹的风凉话。大英博物馆自称,其馆藏珍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来自世界各地各界人士的捐献;其二,则是在英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动用自身资金,大量购进有价值的文物,借此丰厚充实自己的馆藏。但真的是这样吗?可以说,正是近代的殖民扩张造就了西方巨型博物馆的崛起,而“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博物馆就是其中最大的受惠者。

2012年为庆祝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英博物馆将古罗马雕塑《掷铁饼者》陈列于伊丽莎白二世大中庭

一言难尽的33号馆

即便是将这个毫不光彩的“头衔”里的“世界”二字缩小为“中国”,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成立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万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其数量之庞大、种类之齐全、品类之珍稀,使得大英博物馆成为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尽管这些文物的展板标签上通常都冠冕堂皇地注有文物入藏大英博物馆的时间及捐献(或收购)来源,但就像人们在额尔金大理石浮雕事件里已经看到的那样,“程序合法”并不能掩盖这些文物“被盗”的本质。

观察大英博物馆内中国文物的入藏时间,其中有很大部分主要集中在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0余年之间。这正是近代中国国势日衰、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时期。不难想象,这些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原因不外乎几种。其一,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及1931年至1945年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致使难以计数的文物流散国外。其二,盗掘。凭借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等人的私人盗掘不乏其例。比如1928 年洛阳金村发现东周王陵 8 座,意大利传教士怀履光、美国人华尔纳等人趁此之便,搜刮运走大量文物。其三,“收购”。之所以要将这个词打上引号,是因为这是钻了中国文物保护法规空白的空子,而且本质上与盗掘是一回事。所不同者只是洋人不用事必躬亲“挖宝”,而由国内代理商代劳而已。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基金会和私人收藏家,通过代理人到中国征集文物的做法由来已久,这方面最有名的掮客就是臭名昭著的古董商卢芹斋(1880-195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宫流出文物在其中也占有相当比例。从清末开始,紫禁城中偷窃已经蔚然成风、司空见惯了。皇宫中的宫女、太监纷纷偷盗文物贩卖,导致大量清宫珍品外流。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扮演了监守自盗的角色。光是1922年下半年,溥仪就以“赏赐”胞弟溥杰的名义 ,将1000多件名贵字画手卷、200多种挂轴和册页以及200种以上的宋版书盗运出宫。

这些由英法联军或者八国联军在侵华过程中搜刮来的中国文物,以及源源不断由中国本土不法分子倒卖到英国的文物,就有很大一部分以“捐赠”或“收购”名义进入大英博物馆。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座以保护和展示世界文化遗产自诩的公益机构,大英博物馆本身并非劫匪或盗墓贼,但它有意无意地扮演了“销赃”的角色,因此也并不“无辜”。更何况,即便从“保管”赃物的角度来看,大英博物馆做得也不够好。2004年10 月29日,大英博物馆15件中国文物——制作于唐宋年间的珠宝饰物——居然失窃……

说起33号展厅,的确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香港富商、慈善家及古玩收藏家何鸿卿(1930-2021)1992年捐助200万英镑,帮助大英博物馆将旧有中国陈列室扩建、改造成为空调恒温恒湿的“何鸿卿爵士东方文物展厅”。2017年12月14日,历经18个月的整修后,33号展厅重新开放,并更名为“何鸿卿爵士中国及南亚展厅”。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生前一共为33号展厅两次正式访问大英博物馆。1992年11月9日,正是女王为33号展厅揭幕,2017年11月8日,也是女王为整修一新的33号展厅剪彩。

2017年11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左二)为整修一新的33号展厅剪彩,并与时任大英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理查德·兰伯特(左一)、香港收藏家何鸿卿(右二)、时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希·费舍尔(右一)合影,他们身后是一套明代龙纹琉璃墙饰,这些琉璃曾是山西寺庙建筑屋脊上的装饰品

如今的33号展厅全长115米,是整个大英博物馆里最长的展厅。其中的一半空间用来展示南亚地区的历史文物,莫卧儿皇帝宫廷的精美画作和物品与20世纪的画作一同出现,而另一半则展示了从公元前5000年至今的中国历史。扑面而来的“中国红”成为展厅的显著基调。进入展厅后迎面正对的是一套明代龙纹琉璃墙饰,一行黄龙,一行蓝龙,穿梭于莲花牡丹之间。这些琉璃曾是山西寺庙建筑屋脊上的装饰品。33号厅不以惯常分类方法布置,而是按年代顺序展出。从远古时期半坡遗址出土的红陶碗及尖足罐,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斧,商周时期的青铜尊、鼎,秦汉时期的铜镜、陶器、漆器、铁剑,六朝时代的金铜佛,隋代白色大理石佛像,唐代三彩瓷器,宋、元、明、清各代的瓷器和各种金玉制品,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在这里都可以见到。而观众有幸在这里看到的展品只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23000余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中的一部分,另外的绝大多数都存放在博物馆内的10个藏室中。除非得到特殊许可,一般游客是无缘得见的。

双羊尊,商,现藏大英博物馆,1936年从乔治·尤摩弗帕勒斯手中购入。尊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该尊因形似两只连体的公羊而得名。我国曾出土三羊尊、四羊方尊,但唯独双羊尊在国内博物馆未见踪迹。此为至今所知的两件双羊尊之一

历代奇珍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里,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历代中国文物。其中有一件木制品,高43.7厘米,人形,方座,头上长鹿角,长舌垂地,形象颇为骇人。这就是先秦年间的楚镇墓兽。其面目狰狞恐怖的视觉效果是为了驱散坟墓中的邪恶,或者吓走破土而入的盗墓贼。从考古发现看,越是高等级墓葬,镇墓兽就越高大,做工越精美,而且出现了使用榫卯结构的双头镇墓兽。相比之下,大英博物馆藏的这一尊高度较低,工艺也较简陋,可以推断出土于等级较低的贵族墓葬中。另一件镂空雕蟠虺纹金剑柄也是春秋战国之物。它长10.4厘米,宽3.7厘米,金质地,剑格、剑柄、剑首合铸在一起,通体镂空,雕刻蟠虺纹(又称蛇纹)。从陕西宝鸡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类似金柄铁剑情况看,原本在蟠虺纹之外还应带有绿松石装饰,实在是华美异常。这件镂空雕蟠虺纹金剑柄20世纪早期出土于山西大同的东周墓葬,后被盗墓贼偷盗出境,流落海外,最后成了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

镂空雕蟠虺纹金剑柄,东周,20世纪早期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现藏大英博物馆

另外,大英博物馆的藏品里居然还有一张中国钞票。但它并非现今通行的人民币,也非民国年间的法币与金圆券,而是明朝初年发行的纸钞。这张长34.1厘米、宽22.2厘米的纸币,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纸币的上方从右至左写着“大明通行宝钞”6个字。这行字下方写着的“壹贯”是指纸币的面额,大字的下面画着十串一千文的图案。纸币的边缘用龙的图案装饰,表示纸币是由政府发行的。在纸币的最下端写有一串长长的文字:“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

古代中国通行纸币的时间曾经领世界之先,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莫不以惊异的眼光看待这一事实。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就专门提到元朝的纸币:“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所有老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他甚至把发行纸币一事,看作皇帝的“点金术”。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大明通行宝钞,也是当年明代与铜钱并用的“唯二”合法货币,《明会典》所载的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而无“银法”,便是这个道理。

在大英博物馆如此众多的中国文物里,漆器也占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位置。漆器是用漆涂在器物的表面制作而成,外观光彩照人,具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优点。中国是漆器的发明地,漆树在甘肃南部至山东以南的广大区域内都有生长。战国时期,随着铁制的刀凿斧锛等生产工具普遍使用,各种美观实用的漆器相继出现,并逐步取代了青铜器在生活领域中的地位。时至汉代,漆器更是倍受人们喜爱的日常用器,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十分重视漆器的生产和使用,而漆器更是地方上的重要贡品和贵族之家的名贵器具。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中国漆器很多,展品中有自汉代到明清的各代漆器。其式样之美、色彩之丽令人叹为观止。

剔红滕王阁漆雕盘,明,直径44.5厘米,20世纪初出土于甘肃,现藏大英博物馆。该盘通体雕红漆纹饰,正面纹饰描绘《滕王阁序》的宴饮场面,背面是《滕王阁序》的文字,是明代宫廷御用漆器的典范之作

1955年从布鲁克·塞维尔(Brooke Sewell)手里获得的西汉雕花漆杯便是其中之一。它长17.7 厘米,木质胎体(能从一些破损处看到里面的木胎),耳杯造型,呈椭圆形,两边各有一个镀金的把手。通体由红棕色的漆层覆盖,内壁没有任何纹饰,外壁镶嵌黄金与青铜,并绘有数对相向而立的鸟纹和螺旋纹。有学者估计,这只漆杯制作工艺极为烦琐,先要从漆树上割取漆液,然后与色素混合晾干,再逐层涂抹在木胎上,至少需要涂抹30多层,在涂抹后等待晾干变硬,整个制作周期最少历时一个月,在西汉年间这样一件漆杯的价值相当于十只青铜杯。

雕花漆杯,西汉,长17.7厘米,现藏大英博物馆。漆杯通体由红棕色的漆层覆盖,两边各有一个镀金把手,底部刻有铭文,记录了这件漆杯的制作时间、地点、人员等情况。在西汉年间这样一件漆杯的价值相当于十只青铜杯

夺目玉器

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玉器也是一个重要类别。因此,博物馆方面特意辟出一个33号乙馆展厅,专门用于展览历代中国玉器。这些玉器数量繁多,无不精雕细琢,温润秀美。其中既有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的玉琮,还有夏商至明清以来各个时期的玉璧、玉玺、玉刀、玉斧、玉杯、玉碗、玉摆件、玉饰品等,竟然形成了一个自古至今的序列。

分布在今天长江三角洲一带的良渚文化(前3300—前2100)以盛产玉器著称,甚至许多小型墓葬也有小件玉质饰物随葬。良渚文化玉器的器型有30多种,以大型礼器为大宗,小件装饰品退居次要地位,这是良渚文化玉器与以前各种史前文化玉器的主要区别。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工艺最复杂,形制纹饰最富有地区特色的首推玉琮。玉琮的形制变化最多,大类之有二,一是内外皆圆的圆筒形:二是外方内圆的方柱形。前者是玉琮的早期形式;后者则比较多见,在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中发现的距今5100年的玉琮已是如此。但直到清吴大澂《古玉图考》的考证,才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外方内圆的玉器,原来正是古代经籍中所称的“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琮正是如此,它呈深绿色,器身内部为圆柱形中空,外部作粗细递减的方柱形,横向分割为19节,高49.5厘米,是目前已知最高的玉琮之一。在器物的方角处刻有小圆圈象征眼睛,而每对圆圈的下方都有一段短横杠表现鼻子,从而形成了一幅简化了的面孔。作为礼器,玉琮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具体含义和用法目前仍未有定论。

良渚玉器虽然名声在外,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古老的中国玉器却来自北方。这是一件距今5000余年的玉猪龙。它是用辽宁的岫岩软玉雕琢而成,猪首龙身,通体青绿色,身体蜷曲,呈字母C形,头部和尾巴靠近。整件器物厚重粗犷,头部的形象刻画得十分逼真:肥胖的头部,大大的耳朵和眼睛,开阔的嘴唇。器物的中部是光滑的环孔,背部也有一小孔,可以穿绳佩戴在腰间。这类器物在出土时,多数是在死者的胸部发现的,因此玉猪龙很有可能是远古先民的某种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另外大英博物馆内还有一件雕刻于上古时代玉面神人像,打磨得十分细腻。它出土于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它被称为“神人像”,却融合了禽与兽的特征:头戴玉冠,耳饰玉环,有一对人的眼睛、鹰钩鼻子和长满獠牙的大嘴,可能是古人用于辟邪的陪葬品。

玉琮,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高49.5厘米, 现藏大英博物馆。通体呈深绿色,器身内部为圆柱形中空,外部作粗细递减的方柱形,横向分割为19节,是目前已知最高的玉琮之一

大略而言,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玉器的收藏重点在于汉代之前的高古玉器。但也不乏之后的器物,如唐代伎乐纹玉带与辽代立体透雕玉凤都不失为珍品。1954年,大英博物馆还入藏了一件清代文物——乾隆御用玉帽架。它由帽顶、支柱、底座组成,通高30.48厘米,首径15.86厘米。帽顶呈伞状,为青白玉制成。支柱以两段斫成亚腰形紫檀木构成,中间以鼓形青白玉连接。底座鼓形,鼓身紫檀,嵌以青白玉鼓面。无论帽顶、支柱还是底座都浮雕如意云龙纹。整座帽架堪称温润柔美的和田玉与古朴雅致的紫檀木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云龙纹的使用及“御题”款、钤印的使用,都可证此帽架为清乾隆朝宫廷御用之物的身份。而从所用和田玉的材质来看,乾隆御用玉帽架应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恢复中原王朝对整个新疆管辖,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和田玉来源之后制作的。

1.玉面神人像,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于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现藏大英博物馆;2.玉猪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高 26厘米,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地区,现藏大英博物馆;3.乾隆御用玉帽架,现藏大英博物馆

可是,这件宫廷御物又是如何跑到万里之遥的大英博物馆里去的呢?据大英博物馆藏品档案记载,乾隆御用玉帽架也是由那位大金主布鲁克·塞维尔出资,从20世纪上半叶伦敦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品经销商约翰·斯巴克斯(John Sparks)公司购得的。但它又是如何从紫禁城里散落民间,落于约翰·斯巴克斯公司的?这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这正是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区带给国人的永恒遗憾,它虽然似乎涵盖了整个华夏历史的文物珍藏,却也令人想起近代的百年伤痛。在大英博物馆建馆250周年时,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举办了一个网上听众反馈节目,有一位听众的留言可谓具有代表性:我去大英博物馆看过,里面整整一个展厅都是中国的东西,我看了之后有两个感觉:一是为我们中国曾经拥有如此珍贵的文物而感到自豪,二是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羞耻”,因为这都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东方财经杂志东方文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