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任命柳青为波音中国总裁

界面新闻从波音公司获悉，柳青将担任波音中国总裁，负责制订和贯彻波音在中国的发展和合作战略，该任命将于9月1日正式生效。

谢利嘉（左）和柳青（右） 资料图

此前，前波音中国总裁谢利嘉（Sherry Carbary）宣布计划于2023年年内退休。7月10日开始，柳青受命代理波音中国总裁职务。在担任波音中国总裁之前，柳青负责领导波音在中国的政府关系团队，还曾在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汽车及克莱斯勒-戴姆勒公司担任领导职位。

延伸阅读

挥别“落寞的四年”：波音中国总裁谢利嘉退场，任内最后一年迎737 MAX复飞

若将波音与空客两位中国区掌舵者作为对比，波音中国总裁谢利嘉将显得黯淡不少。

过去4年，谢利嘉与空客中国现任CEO徐岗虽然均在航空科普、技术合作、公益活动中现身，但徐岗频繁出现在空客客机交付现场，向各航司表达祝贺，而谢利嘉却几乎没有一次出现在中国内地的（客机）交付现场，更无机会以波音中国总裁的名义（在交付现场）致谢。

而她的遗憾或许再难弥补。

7月10日，全球飞机制造双雄之一波音公司宣布，效力公司三十多年、并在过去四年中担任波音中国总裁的谢利嘉（Sherry Carbary）女士计划于年内退休，现领导波音中国政府关系团队的柳青将暂时代理波音中国总裁一职，直至公司正式任命新的总裁。

波音方面以“荣退”一词来描述谢利嘉的退场，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指出，对谢利嘉尤其对2019年以来做出的诸多贡献表示深深的谢意，“谢利嘉领导我们的团队克服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她的乐观精神对于提升我们团队的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利嘉 资料图

这4年来，从737 MAX停飞到复飞、推动在华货机的进展，均是这位波音中国史上首位女总裁所经历的大事。不过，在国际政治环境不明朗等诸多因素下，谢利嘉与其治下的波音中国依旧走过了“落寞的四年”。

随着谢利嘉的退场，波音中国下一任总裁人选也备受关注。

时代财经梳理发现，过去20年间，波音中国的5位总裁中有3位就任前均无在华任职经验，这次新总裁的任命会否考虑“懂中国”这一因素？

7月12日，时代财经就人事任免、订单等相关问题向波音总部发送采访邮件，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不过同日，波音中国在回复时代财经针对737 MAX相关问题的采访函时表示，“（波音）舟山工厂一直在保持运营，并为737 MAX恢复交付做好准备”。

谢利嘉在华4年

时间回到4年前。

2019年3月7日，波音宣布，任命谢利嘉为波音中国总裁，全面负责波音在中国的战略实施和运营。与此同时，谢利嘉也成为波音中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裁。

新闻稿发出仅3天后，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飞机发生坠机空难，造成机上157人全数遇难，这是继2018年10月印尼狮航空难后，737 MAX 8的第2起空难。

3月11日，中国率先宣布停飞境内11家航司的97架该型飞机，各国随后相继发出停飞指令，3月14日该机型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停飞。

也即意味着，谢利嘉上任之初，便带着推动737 MAX 8重新通过中国民航局的适航审定、继而尽快推动该机型商业复飞的任务。

两年后的2021年12月，历经漫长的沟通与审查，中国民航局终于重新针对737 MAX发布新的适航审定报告，在监管层面基本扫清了复飞的障碍。

华夏时报引述国有航司内部人士信源称，很多航司希望在国内解禁后，都能尽快将737 MAX重新投入运营，其在燃油效率上的提升能帮助航司控制成本，“但大部分航空公司都不太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普遍持观望态度。”

时代财经留意到，那段时间也恰逢国内航司深受新冠疫情打击期间，在客流量大幅下滑的背景下，绝大部分航司均录得亏损，也更为在意成本管控。

同时需要关注的是，737 MAX停飞带来系列连锁反应，比如波音于中国舟山建造的完工和交付中心迟迟无法实现大规模交付。

2022年8月，舟山波音完工中心首席行政官何国全指出，交付中心于2018年投入运营，但仅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交付两架飞机，“737 MAX停飞以来，舟山工厂暂停了实际的飞机完工和交付。”

谢利嘉也在当时相关新闻稿中指出，在波音与中国合作满50年之际，“立足当下的舟山，我们已经为恢复交付飞机做好了准备。”

7月12日，时代财经就舟山工厂具体交付数据、交付困境等问题向波音中国发去采访函时，其回复了相似的话语，“舟山工厂一直在保持运营，旨在支持我们的客户，并为737 MAX恢复交付做好准备”。

不过所幸，在谢利嘉任内的最后一年，737 MAX终于迎来复飞。

2023年1月，国内拥有最多该机型的南方航空（600029.SH）率先对737 MAX 8实行商业航班复飞。到今年6月末，中国737 MAX机队已经有约90%恢复了商业运营。

对飞机制造商来说，最显眼的业绩衡量指标依然是订单多寡。

2019年11月，谢利嘉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现场就曾称，“过去的两年，波音对中国没有任何销售……很有信心波音公司可以重新打开中国市场。”

然而，无论是其任内第一年抑或是最后一年，波音依然难以完全打开局面。2018年-2023年6月，波音仅斩获3架来自中国内地的民航客机订单，其余21架均为777F货机。在2018年、2019年及2022年，波音的客机、货机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均“颗粒无收”。

波音订单 图片来源：波音官网（Greater Bay Airlines为大湾区航空，属中国香港航司）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疫情对全球航司造成极大打击，但对飞机制造商来说，过去三年也正好是以低价促交易的节点。空客抓住了这个机会，2022年7月，中国三大国有骨干航空公司齐发公告，将合计耗资2495亿元（目录价）购入292架空客机。

不过波音在货机领域依旧占据主导地位。除了新货机交付外，客机改货机（下称“客改货”）也成为航司的选择。国内顺丰航空、邮政航空、京东航空等航空货运公司就曾多次选择“客改货”来扩充机队。

7月12日，波音中国方面告诉时代财经，在全球范围内，波音货机提供了超过90%的航空运力，在中国也是如此。“767货机和777货机的生产线位于西雅图地区北部的埃弗雷特工厂，波音在中国也有多条改装线可向中国用户提供不同级别的改装货机产品，包括737-800BCF和767-300BCF”。

新总裁是否“懂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波音自身要为737 MAX空难事件“埋单”外，飞机制造业的订单也常与国际关系有关。

2022年8月，谢利嘉一行到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当时柳青也以波音中国执行副总裁身份出席。

时代财经从该协会官网看到，协会会长林松添在与谢利嘉交流时指出，波音是中美友好关系的受益者，也是当前中美关系逆境的受害者。其表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根本问题在于美方对华错误认知。但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分开……”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总统拜登自2021年1月上任后至今尚未访华，仅派遣数位高级别官员访问中国。反观欧洲国家，近一年来，德法领导人均已先后到访中国，空客全球CEO傅里更是在马克龙访华期间，接连拜访中国发改委、民航局、商务部等部委，与相关中方高层直接对话，并促成空客在华订单。

种种复杂局面之下，波音将如何委任下任波音中国总裁，为其在华订单“铺路”，也是外界关注的另一焦点。

时代财经梳理发现，近20年中，波音任命的5位中国总裁中，其中有3位从总部或从其他大区“空降”，任职之前少有在华任职经历。

谢利嘉任波音中国总裁前，为波音民机集团民用飞行服务副总裁，领导着六大洲15个培训中心的近5000名员工。

2011年到2019年间，波音中国8年间连换3任总裁，分别为马克·艾伦(Marc Allen)、唐义恩（Ian Thomas）、庄博润（John Bruns），每一位任期均未满3年。

在获任波音中国总裁前，庄博润为波音商用飞机公司东北亚高级销售总监（2007至2015年间被派往北京历练），唐义恩则历任波音印度总裁、波音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区总裁，马克·艾伦则为波音国际公司全球法律事务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

20年内的5位波音中国总裁中，最熟悉中国的应为2002年至2011年间在任的王建民（David Wang）。他之前是通用电气中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其在58岁时执掌波音中国，任职时间也达到罕见的近10年。

王建民生于中国福建，曾在中国香港读过小学，后又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精通英语、普通话、上海话和粤语。波音高层在任命之初，曾评价他为“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和商业专业知识，这使他完全有资格领导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从波音对这5位总裁的相关介绍来看，5人均为直接任命，并未出现“代理时间”。本次宣布谢利嘉荣退之后，柳青为代理总裁，推进波音在华战略，直至公司正式任命新的总裁。

据波音方面介绍，柳青生于中国辽宁省，目前领导波音中国政府关系团队，其拥有20多年在华企业高管的经验，包括福特汽车大中华区副董事长、福特汽车国际市场集团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此外，他还曾在克莱斯勒汽车及克莱斯勒-戴姆勒公司担任领导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波音竞争对手空客中国的现任CEO徐岗，曾任天津港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也曾担任过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党组书记等职，较为熟悉中国政府的运作机制。

拥有诸多在华经验、曾领导政府关系团队的柳青最后能否“转正”？时代财经就委任中国总裁等问题向波音总部发送采访邮件，截至发稿未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