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变美”成为苦差，我们为何还要继续？

如何看待“服美役”一词的流行？在这一表达背后，有着怎样的性别差异？今天的文章，就从最近的这一流行词入手，看看我们如何能摆脱美丽背后的陷阱。

全文4699字，阅读约需3分钟

文/重木 编辑 走走 校对 刘军

最近，“服美役”一词在各大社交媒体流行起来。顾名思义，这个词化用自“服役”一词，它把为了美而进行的种种努力看作一种苦差。网友们对“服美役”行为展开了批判，在这一语境下，女为悦己者容的古训显得过时古板且站不住脚。

化妆、穿搭、美容，美甲，甚至医美、整容，这些都是“服美役”的代表。我们为了实现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欲望——完美的外表——而不断地催促、逼迫和剥削自身，最终导致自身筋疲力尽。曾经“为悦己者容”的而产生的积极“为己”，转变成如今的消极“为人”，变美似乎不再是一件能够令自己开心的事情，反而成为一项负担、一个服役的苦差。而这难道不是已经直白地暴露出这件事情的问题所在？

如何看待“服美役”一词的流行？在这一表达背后，有着怎样的性别差异？今天的文章，就从最近的这一流行词入手，看看我们如何能摆脱美丽背后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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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悦己者容”？

中国自古便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之说，两者并举一方面说明其间存在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从两者的相似与对比中让我们意识到“女容”的重要以及具有的鲜明目的性。它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悦己者”，我们会为了自己喜爱的人精心打扮，所以这句话其实说的也是人之常情。但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下遍布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媒体中各种各样关于美妆、护肤和形体塑造的信息铺天盖地时，这看似无形的宣传本身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我们关于“何谓美”以及如何通过个体的努力才能达到美的认知，而后者更加巧妙地利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告诉人们：只要自己愿意且足够努力，“变美”与达到美的标准往往指日可待。但问题恰恰出现在美的“标准”上。

▲《再造淑女》剧照。

不同的时代与社会文化氛围会塑造出不同的“美”的标准，因此也就说明人们关于“美”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永恒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特定的时期内不会出现关于“美”的一些基本形象，从而形成一个标准或典范。如果稍微观察当下的社交媒体的俊男美女就会发现，在他们为自己设计的形象就潜藏着关于标准“美”的一些基本构成元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标准美”也确实是可以被学习、模仿与创造的，当下颇受欢迎的医美便具有实现这些梦想的能力，因此才成为许多男男女女趋之若鹜的“美之教堂”。

既然存在着关于美的标准，那么个体就必然要受其影响。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错误地理解了“标准”问题，认为它是一种由别人创造的、相对于我而言外在的，具有规训个体效应的规范，但实则不然，“标准”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关系，是我们存在于其中且彼此影响的权力网络。所以从一开始，当人们讨论自己被“美的标准”压迫或是不得不臣服时，个体自身已经处于这样的权力关系中，并且是自身的观念、行为和实践促使“标准”的继续生产与施加影响。就如“服美役”这一流行语所暗示的：正是个体与“美役”之间的关系使得后者得以运作并且能够对前者产生影响。即使在规训社会，也不存在一种外部的强制力量迫使个体去臣服于某种规范与标准，而是这样的规训力量早已经内化进个体的心灵世界，成为韩炳哲所谓的当代绩效社会的典型模式：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去“服美役”。

这就是矛盾所在，个体一方面意识到“服美役”对自己不利或是并非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其的讨论、话语的再生产以及实践令其得以快速地传播和产生作用。最终就会导致个体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由此便产生了韩炳哲所观察到的现代主体的最典型症状：自我攻击。我们为了实现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欲望——“服美役”——而不断地催促、逼迫和剥削自身，最终导致主体自身筋疲力尽。曾经“为悦己者容”而产生的积极“为己”，转变成如今的消极“为人”，变美似乎不再是一件能够令自己开心的事情，反而成为一项负担、一个服役的苦差。而这难道不是已经直白地暴露出这件事情的问题所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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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美”成为苦差

既然“变美”成了苦差，那为什么人们还要不断地逼迫自己去继续呢？原因也显然就在于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不知不觉地把外貌塑造成一项重要的评价个体的参数，“以貌取人”这一原本被批评的行为却成为当下社会重要的看人与取人标准，尤其当

涉及女性的工作、家庭和生活时，我们会发现传统中对于“女容”的要求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善，反而在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消费主义所建构的“美之形象”不仅未能如其所承诺的那般让女性找回自信，反而渐渐成为她们的负担以及制造焦虑的生产工厂。传统的“妇容”被整合在家族规范中的“妇道”，而且其所注重的也并非对于外在形象容貌的要求（且很多时候对此持批评态度），而是希望通过外在的容貌展现出内在的德性。

在现代社会，“女容”本身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它作为个体自我身份、风格与审美的体现得到了尊重。消费主义也恰恰是利用了这一意识形态背景，才能由此建构出一套关于“美颜”与个体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并且就如芮塔·菲尔斯基在其《现代性的性别》中所说的，当现代早期的女人们开始走进百货超市购物时，能够选择的自由与感觉塑造了她们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显性意识；而当美容颜不再是为了取悦那个赚钱养家、作为户主的丈夫（它与“为悦己者容”或许还存在差异），而只是为了自己时，现代女性意识也便伴随着这一过程开始浮出水面。但伴随着消费主义在资本社会中渐渐强势，它抓住了消费与女性在“原初”联结的那一刻所产生的火花，并进一步地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套完美的“消费-美颜-主体性”的网络，从而为以消费和牟利为目的的美妆行业赋予了一层进步且积极的门面。

美妆产业精心构建的这一套意识形态至今依旧顺利地运作着，并且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而能够快速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在亚洲地区的一众国外奢侈品牌的代言人渐渐从白人女模特转向亚洲的或是特定国家的明星。但无论如何更换，通过代言人他们所期望传达的依旧是一种规范的“美之标准”以及意识形态消费品，品质首先是题中之义，但更重要的还是消费者通过购买而获得的象征性身份、审美与品位。当每个女孩都能通过花费一两百块钱就获得迪奥或是香奈儿的当季口红时，这一消费关系创造了一种双赢的局面。女孩们消费的不仅是口红，还有奢侈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而奢侈品则一方面由此扩大客源，增加销售额，另一方面则被塑造成带给女孩们自信、美貌与自主性的积极之物，从而也再次增加了它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

然而，除了美妆产业在建构“美的标准”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外，主流男性目光以及各种看似中立实则隐藏着强烈男权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同样不遗余力地强化着女性的外形焦虑。当我们讨论“服美役”时，主语几乎下意识地认为是女性，而男性似乎自始至终都绝缘于“美”的焦虑。难道是因为男性自古以来都是以才智和德性取胜，因此外在形象被贬斥为细枝末节或不值得过分关注的琐事？然而，这样的观念不仅产生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下主流男性群体的潜意识，即“化妆＝女性化”、“女性化＝娘娘腔”，美颜被认为会削弱他们的男性气质。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主流男性群体所赞许的“男性气质”，但这一逻辑在当下也显然成为许多男性对自身惰性以及不思进取的借口与挡箭牌。当女性美容颜被与其主体性联系在一起时，男性却可以脱离这一联结且不会遭到批评，并且还能由此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男权位置。这样的不平衡结构在当下远未改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反而被进一步强化了。

▲《再造淑女》剧照。

当女性打开社交媒体，看到那些身材细瘦、妆容精美的网红而不由自主地产生焦虑时，当她们困扰于是否要“服美役”时，男性们则似乎并不会因为其他男性的身材和容貌而感到不安或是反思自己是否需要关注下外形；而当结婚后的女性依旧努力地保持身材和每天化妆出门时，丈夫们则早已经放飞自我，大腹便便、形容粗糙……当这样的现象反复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而渐渐普遍化后，人们一方面对其的视而不见说明了根深蒂固的关于男女在外形上的规范的不平衡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疑惑，男性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难道他们不会为此而感到焦虑吗？当他们要求自己的女朋友身材消瘦、妆容完美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自己的不修边幅吗？且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不修边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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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美”背后的性别差异

在这背后存在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关于男女两性的规范中所渗入的不平衡并非简单的日常问题，而恰恰是建立在男权意识形态上的性别制度的产物。“女为悦己者容”在当下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们开始意识到，“女容”不应该为了他人，即使是喜欢的人亦如此。但当她们为了自己而努力健身保持身材与化妆打扮时，性别制度悄无声息地运作却依旧会让她们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再次落入了圈套而感到不安。

这里存在着十分微妙的、涉及个体的日常政治斗争，因而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最终，我们每个人只能根据自身当下所处的具体境况来展开具体的政治行动，因为当下的性别权力运作早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命令/恐吓式”，它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毛细血管渗入在我们生活的日常之中，因此他才会提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当下许多女性所遭遇的困境，除了传统中依旧存在的结构性压迫，更让她们切身的则是具体且日常的性别权力关系所投下的一片片阴影，它们出现在“美妆”的讨论中，出现在关于健身的评价里，同时也存在于工作场所，而更多的则是在恋爱与婚姻里，两性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关系就体现在那些看似琐碎、无妨且能忍则忍的“小事”中。它们真切地牵动着个体的感觉，并且切实地影响着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绪状态，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两性情感关系。

当各大视频网站不遗余力地推出一部又一部古偶、现偶、甜宠、霸道总裁等言情剧时，人们对于其中许多依旧遵循着传统模式的男女角色和关系的不满也日渐增多；而像对女生“恋爱脑”、“性缘脑”的嘲讽也再次体现出女性意识到她们在各种流行文化与大众媒体中的形象依旧十分传统。而大众对于言情剧的痴迷、各种歌曲中对于爱情描写的陈词滥调，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个依旧以男权为基本框架的社会文化中，提倡或痴迷“恋爱”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动机：作为启蒙者、主动者和守护者的男性，以及那些千篇一律的等待着的女性角色，爱情似乎成了她们生命的全部，她们也由此被束缚其中。

▲ 《再造淑女》剧照。

我们不得不需要对这样的流行文化现象里的男女两性关系与角色进行女性主义的再思考，否则我们不仅未能弄明白其中遍布的性别制度的权力网络，也难以对此真正的批判，进而改变现状。

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当美遭遇性别制度时，我们却发现它被规定为是属于女性的范畴。区别于注重内德与才能的男性传统，女性自始至终都遭遇着容貌的规范与负担，并且在现代社会被进一步重组，一方面鼓励对美的追求，因为它是个体自由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一鼓励依旧是性别化的且大都只针对女性。主流男性不仅讽刺爱妆容和打扮的男性，以达到在男性群体内部进行男性气质等级排序的目的，同时又大加赞美与鼓励女性努力去达到标准的美，以供他们悦目和“拿得出手”。性别制度在个体追求“美”的过程中的性别化运作如今渐渐被我们识破，因此该如何与之对抗与解构这一联结也便成为每个个体在遭遇后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值班编辑 李加减 康嘻嘻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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